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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生于1957年，华语小说家，祖籍山东济南。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文化大学。现任辅大中文系讲师、News98电台主持人。著有《鸡翎图》、《四喜忧国》、《大说谎家》、《小说稗类》、《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大唐李白》等。

57岁的张大春现在对施诸己身的称号很敏感，他的反“标签化”总能让他在面对外界的褒贬毁誉时，占得迎拒有度的话语权。被称“文坛顽童”、“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他说：“我很边缘甚至很外围，我一向跟文坛没有真正的，甚至说没有什么交往”；被称“自金庸以来开创了武侠新天地”，他说：“我没有开拓什么或者继他之后什么，我就是把武侠这个世界，在现实的生活里面钻了一个洞”；被质疑作品过分“炫技”，他说：“技术没什么好炫耀，只是作家应该为每个故事都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式，找不到就不要写，没有独特的形式，我觉得那是庸人做的事情”；他甚至排斥写作“风格”，认为自己没有获得辨识度的必要，“我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只是不停在写，如果你觉得建立风格有必要性的话，那要说服我”……看起来，张大春在将这些“外衣”层层剥解，而我们也从中得以窥见他的真实底色，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向不太符合时潮”。

张大春的不甘沉默，当然不只限于“解释自我”。他质疑文学史，“文学史本身很可能就是一个迷思，而且充满了误会，充满了偏见”“你说它有什么价值？坦白讲它就是大概有让文学系的学生应付考试的价值，来供养文学系的教授能够给他的孩子看牙或者是买新房子”；他告诫“愤青”：“年轻时候对于世界的大胆的想法，不见得就纯粹因为年轻热血而使它具备正义的基础。经历过人生，经历过社会的磨炼，也经历过对很多不同面向问题的包容和思考以后，愤青的热血一定会降温的。”

作为在眷村生活长达40年的“台湾外省人”，张大春却不愿过多谈及这一特殊居所，因为在他看来，眷村已经被说长道短到令他厌烦，在整个两岸语境里，眷村也一直被当做一个政治符号，“我从来不真正地去回忆或者是缅怀那种生活”。这种警惕性同样体现在他对当下台湾社会的观察上，“我看到一个蛮让我觉得恐慌的事情，就是台湾社会整体上对于思想的反省，深沉度降低了”。

写作之外，张大春还身怀多技，他和王家卫合作电影，和周华健合作音乐，和吴兴国合作京剧，在电台说书长达15年……于世俗生活中活得热闹非凡。然而，读他的作品会感觉他似乎很少涉及自己的“私人经验”，“我不太毫无意识地在作品里曝露自己”，“我和现实保持热切而又冷峻的距离”。或许也正因如此，张大春的笔端总能流淌出精湛超群的文字和故事。

采访、文/杨海亮

我一向和“文坛”没有什么真正的交往

凤凰网文化：你当年怎么闯入文坛的？

张大春：大概从四九年以后，在台湾长达六七十年的时间里，究竟存不存在一个文坛，恐怕还是经不起表面上这样说的。因为文学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限制，尽管是到了现在，这个发展了60年以上的社会，多多少少在各方面都还会把文学或者是艺术表现、文化工作当作是一种思想的载体，甚至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我相信在很多社会大概都有这个状态。

所以，文坛也有基于这种需要，一种对于集体生活和理想的需要，甚至是一种集体的中心价值的需要而形成很多圈子。那么早些年有什么军中作家，或者是政府比较支持的一些艺文团体。

在我的大学时代，也就是我创作一开始比较旺盛的时代，我没有感受到必须加入任何一个圈子，虽然那个时候各个，包括年轻人的艺文团体也很多，他们自发的略略有别于政府或者是已经成熟的这种势力所形成的圈子。但我是一个很边缘甚至很外围的，我一向跟文坛没有真正的，甚至说没有什么交往。

当然有一些活动，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通过的，比如各种文学奖，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多半是你一听就知道是媒体办的，也有是全国小说大竞选。通过这些，大概就认识了一些同行的人。在开始写作的前几年，我还是学生的身份，所以学生的这个角色进入到写作的世界里面，多多少少是比较干净一点，也没什么负担，也没有要回报，很单纯的。因为没有拉帮结派，也没有什么利益交换，所以我不感觉到我跟文坛有关系。

凤凰网文化：你觉得文坛或者文坛领域这种提法是可疑的？

张大春：大概有文坛，我觉得有，我说过我跟这些也没有太多交集，各个方面的圈子都没有，我有非常好的朋友，但是他们所进行或参与的很多活动，我也不介入。

凤凰网文化：你就是独善其身？

张大春：到底善了没有我不知道。

凤凰网文化：觉得您很怕自己被标签化。

张大春：每个人都会被标签化，尤其是这个社会越发展得快速，人时间越少，越没有耐心去进入到真正的文本做深刻的思维的时候，他越喜欢给你贴标签。而且贴上一个从来没见的标签，这个最容易辨认，他觉得更好。所以你说我们要拒绝这个标签，恐怕难度很高，但是身上贴满标签以后，如果这些标签本身互相是矛盾的，那也就见证出来，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我的每部作品都只有一个理想读者

凤凰网文化：那你到现在这个位置，想过自己是为谁写作吗？

张大春：我从来不想这个问题。当然，因为你去，想要去为他人去写作，你就可能会落入一个对作品本身不够尊重的一个态度，这个为他人写作包括了为会买你的书的读者，或者是为了邀得那些让你的意见跟他一致的人的信任，或者是赞赏，我觉得这些都是其次。的确，在写的时候会有一种，我是想写给某一个理想的读者看的，所以我曾经在我自己的作品里面，这个书里面，我曾借用一个一开场就死掉的老头，在他的这个遗留下来的书信里面表达过一个意思，就是每一部作品应该只有一个理想的读者，一个。

凤凰网文化：一个？

张大春：一个，你说按照这个，人怎么靠卖书赚钱呢？我说的这一个就是写的时候，就是为一个理想的读者服务，那这个理想的读者到底会具现在市场的多少人身上？我们不知道，可你不能反过来说，我要为这个市场上大多数的人服务，所以我要让这些人都喜欢，我让这些人都得到好处，或者让这些人思想都受到启蒙，对不起，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作者只能去设想假如他的读者只有一个人，他要跟那个人做亲密的对话，他要说这些什么。

凤凰网文化：那么你理想中是什么样子的？

张大春：没有一本书是一样的。

凤凰网文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统计就是说我国的人均阅读量，大陆这边是不超过4本，我不知道台湾那边什么样子。

张大春：我不晓得。

凤凰网文化：这样一个非常淡薄的这个氛围下，您在文学上做了那么多的尝试，不断变换花样去想好一个故事您觉得这样值得吗或者有失落感吗？

张大春：你要怎么样才没有失落感，是每一本书卖一百万本，有这样的作家。

凤凰网文化：畅销书。

张大春：村上春树。

凤凰网文化：对，很多的作家可能觉得我去通俗易懂的讲好一个故事，然后觉得有意思然后他们去很快的去买就OK，我不用去在做什么冒险的事情，但是您好像不同。

张大春：我自己看得不舒服我就不会那样写。拿我自己当作一个比较低的标准。当有一个故事，文通字顺，通情达理，你也可以说稀里糊涂就写出来了，但我这边如果过不了关，我不会那样写出来的。我只在脑子里想一遍，过一遍就过一遍了，这个故事怎么样怎么样。

凤凰网文化：您的书对读者素养要求比较高？

张大春：没有，我很尊重我的读者。所以说我认为他们应该都可以看到，而且都可能愿意欣赏，并没有去要求。我是一个讨饭的，所以我没办法要求施主们怎么去阅读这个作品。可是当我尊重我的读者的时候，我的读者会相对就回报我，你必须尊重你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