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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香格里拉——藏学、国学与语文学论集（一）》，沈卫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5月版，410页，88.00元

《我们还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藏学、国学与语文学论集（二）》，沈卫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5月版，518页，98.00元

《寻找香格里拉》初版于2010年12月，原书刚问世时，曾引发了讨论西藏问题的热潮。作者沈卫荣教授对于西方世界想象中的西藏、东方主义的批判，解答了许多当代人——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对于西藏传统、藏族生活、藏传信仰的疑惑，纠正了许多常识性的误解。面对那些先入为主的书写和概念，倡导以“文本学”“语文学”的方法，打破惯性，还原西藏的本来面目。今天，不论是我们从中华文明史的视野对于西藏史地的重新审视，还是对于语文学、古典学的深入了解和运用，本书都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其中《寻找香格里拉》一节。

1931年5月，外国人正慌乱地从印度某城巴斯库撤离，一架英国使馆派出的飞机从该城飞往中亚的白沙瓦，结果被劫持到了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当时飞机上有四个人，一个是英国的公使，名叫Robert Conway，还有他的一名副手、一名女传教士和一位正遭通缉的美国金融骗子。当这四个人坐的飞机中途被劫持、迫降在雪山丛中时，他们发现这个名为香格里拉的地方竟是一个难得的世外桃源。

雪山丛中，有一个“蓝月谷”（Blue Moon Valley），一座巨大的宫殿耸立于中央，最上面住着香格里拉的主宰“高喇嘛”（High Lama），香格里拉会集世界各路精英，管家是一位文雅、世故的汉人，还有一位漂亮的满族小姐。香格里拉有中央供暖、俄亥俄的阿克伦浴缸、大图书馆、三角钢琴、羽管键琴，还有从山下肥沃的谷地运来的食物。

香格里拉的图书馆里面充满了西方文学的经典，收藏的艺术品里面有宋代的瓷器，演奏的音乐中竟有肖邦未曾来得及于世间公布的杰作，可以说世界文明的精华咸集于此。香格里拉的居民人人享受着现代、富足的生活，所有的西藏人却住在宫殿的脚下，他们都是伺候那些喇嘛及其他居民的仆人。除了西藏人以外，这里的人都长生不老。他们的“高喇嘛”已经活了250多岁。那位看上去很年轻的满族小姐实际上亦已经接近百岁了。

1919年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美年轻人成了“迷惘的一代”，特别是英国的很多精英知识分子和年轻人，他们满怀着对人类社会幸福美好的向往，积极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战争粉碎了他们对世界的希望和梦想，使他们无法再走上传统的生活道路，于是开始寻找心中的香格里拉。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是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可能比近几年我们所面对的金融危机还要严重，是近代以来规模最大、后果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可想而知，在战争把自己的理想粉碎的时候，又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的人们是怎样一种精神状态。接下来各个国家出现疯狂的民族主义，最典型的就是德国的纳粹开始猖獗。第二次世界大战山雨欲来，百姓恐惧战争阴霾，饱受摧残的心灵需要在香格里拉这个宁静美好的伊甸园中得到抚慰。

可以看出，香格里拉是西方世界想要寻找的一个美好的伊甸园。

《消失的地平线》反映的是时代的思想，带有很深的帝国主义的烙印，在纯洁美好的乌托邦理想下掩盖了许多隐藏的暴行。香格里拉只是西方白人的伊甸园，而不是东方人的桃花源，更不是世界人民的幸福乐园。香格里拉居民的地理分布充分体现了这种平和的神权统治下彻头彻尾的种族等级体系，住得越高，地位就越高，像“高喇嘛”住在最顶层，是一个平和的神权政治的最高统治者。外族的喇嘛们生活在屹立于宏伟巍峨的雪山上的喇嘛寺，而种植粮食的大量土著居民生活在下面的山谷中，这些就是西藏人，他们除了会吃饭、微笑以及伺候他人外，就不会再做什么了。在香格里拉，他们是没有地位的，只是仆人。

西方人公开地声称：“我们认为西藏人由于他们所生活的海拔高度等原因，不如外界的民族那么敏锐，他们是非常迷人的民族，而且我们已经接纳了很多藏族人，但是我们怀疑他们其中能否有人活过百年。汉族人相对而言好一些，但是他们中很多人也只活了一般意义上的高寿而已。我们最好的选择毫无疑问是欧洲的拉丁人和北欧人，美国人也同样受欢迎。”从这些可以看出种族的划分是非常明显的，有很典型的帝国主义的气息。

总而言之，香格里拉是一座西方文明的博物馆，是18世纪欧洲人对于东方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幻想。香格里拉是一个充满了帝国主义腐臭的地方，它是西方人创造的一个精神家园，而不是西藏人的精神家园。在《消失的地平线》中经常提到：东方人难以进行精神交流，西方人的精神苦闷和终极追求是东方人不能理解的。所以，这个保存了世界文化成果的香格里拉是西方文明的博物馆，东方文化只是装点。

1937年，著名导演Frank Capra将《消失的地平线》拍成电影，这部同名电影使得香格里拉的故事在西方深入人心。香格里拉本身的来历可能是作者灵机一动创造出来的，也可能是与藏传佛教里的香巴拉有些关系。但是现在没有证据可以说作者知道藏传佛教里有香巴拉这个传统。总之，在地图里，香格里拉是一个找不到的地方，没有办法确定。从前美国的导弹发射基地就被称为香格里拉。美国总统休假的地方，现在叫戴维营，以前也叫香格里拉。20世纪70年代开始，香格里拉大酒店遍布东亚，但在西方是没有的。这是帝国主义的流风余绪，目的在于重温帝国主义的旧梦。

非常遗憾的是，几年前中国云南的中甸宣布这个地方就是香格里拉。还有很多人出书证明这个地方就是香格里拉。其实，香格里拉就是一个莫须有的地方。如果把对香格里拉的这种认同作为发展民族经济的商业行为，无可厚非。但是从政治上讲，这是很不正确的。把云南中甸装扮、浓缩成西藏文化的一个缩影，我认为是一个不恰当的做法，这是在贱卖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是内部的东方主义，Internal Orientalism，是取悦于西方，按照西方的设想制造一个东方的形象。这种倾向在近代和当代，包括电影、书画、文学作品里，都出现过。

将香格里拉等同于西藏是西方出现的一种非常典型的倾向，香格里拉变成了后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家园。这几年，西藏包括藏族文化在西方非常的吃香流行，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西藏被西方人当成了香格里拉，被整个西方世界当成了他们所期待的一个精神家园。这也是西方社会如此持久的出现西藏热的原因。实际上，大部分西方人对现实的西藏并不了解，也不关心。他们只是关心他们心灵中的西藏，或者是他们虚拟的西藏，而这个西藏，就是香格里拉的一个变种和发展。

西方人对西藏的热爱是西方“东方主义”的一个经典例证。西方人视野中的西藏与现实、物质的西藏没有什么关系，它是一个精神化了的虚拟空间，拥有西方文明中已经失去了的、令人渴望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它是一个充满智慧、慈悲的地方，没有暴力，没有尔虞我诈；藏族是一个绿色、和平的民族，人不分贵贱、男女，一律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这样的一个西藏过去没有在历史上存在过，在很近的将来也不可能出现。说穿了，西藏是西方人心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他者”，是他们观照自己的镜子，是他们用来确定自我认同的坐标，是经历了工业化之后的西方人的精神超市，寄托了他们所有的梦想和怀旧之情。在这里他们的精神可以纵横驰骋，得到无穷的享受和满足。与其说他们热爱西藏，不如说他们热爱自己。

接下来，我会和大家回顾一下，西藏是怎样被说成香格里拉的，西藏又怎么会成为西方的后现代精神超市的。这是一个美丽的神话，但是，它不能给西藏、西藏文化、西藏人民带来利益。

最近二十年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人对西藏的热情有些泛滥，这是有很深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而香格里拉的神话恰恰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西方的历史上，对西藏的认识一直都是这样美好的吗？当然不是。如果现在非常热爱西藏的西方人士，回顾一下他们的先辈接触、认识、理解西藏的过程，他们会很脸红的。实际上，在几十年前，他们对西藏形象的描述还是非常的不堪的。真正把西藏说成香格里拉，即精神家园，还是很晚近的事情。

西方人认识西藏的历史始于神话传说时代。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的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即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就已经出现了有关西藏的记载。其中提到印度北边有一个民族，其居住的地方有硕大的蚂蚁，擅淘金沙，它们在地下做窝，集聚金沙，可白天总有淘金者过来把它们聚集的金沙偷走。这个故事大概是西方人至今相信西藏有大量金矿的由来，尽管它没有任何的历史依据。令人诧异的是，在流传于今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的藏族自己的民间传说中，竟然亦有这种蚂蚁淘金的传说。

希罗多德之后，西方文献中再次出现有关西藏的记载见于1世纪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其中不但提到了西藏，而且还提到了一座铜色的山。铜色山是藏族人民心中的一座圣山，它是藏传佛教大师莲花生隐居的地方。于此，历史与传说杂糅在一起，委实匪夷所思。

1世纪到13世纪之间，有关西藏的记载非常少。西方人较多地了解西藏是从《马可 · 波罗游记》开始的。马可·波罗也没有到过西藏（目前西藏自治区的范围，古代叫卫藏，西藏东部是安多和康区，他只到过安多那一带地区），却留下不少添油加醋的记载。他说西藏人是最擅魔术的人，西藏和克什米尔的“八哈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师。他的书里边提到了一个故事，说每年蒙古大汗忽必烈都要去上都避暑。大家都知道，现在去上都，从北京开车过去只要五六个小时，可是当时要走上好几个月。每年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西藏的喇嘛陪着大汗一起出发，因为天气是不可预测的，经常会遇到暴风雨，可是只要西藏喇嘛在旁边，只要他用魔法念咒，哪怕其他地方风雨大作，大汗所经过的地方一定是风和日丽的。这个故事，大家如果去翻翻我们汉文的文献记载，翻翻元代一本叫《佛祖历代通载》的佛教的书中记载的胆巴国师的故事，就可以知道他的故事和《马可·波罗游记》中说的故事一模一样。在元朝有两位在大汗面前服务的来自西藏的很有名的大师，一位是八思巴大师，另外一位就是八思巴的弟子、名叫胆巴的国师，他是从旦麻地方来的。这是马可 · 波罗书中提到的西藏人的第一个形象。

西方人和西藏真正的接触是开始于传教士的时代，第一个到西藏的西方人是葡萄牙的耶稣会传教士，叫Antonio de Andrade，他从1624年从印度来到西藏西部，就是阿里扎布让这个地方。在西藏停了没多久，他就返回了印度。后来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重新发现大契丹或西藏》，这本书1626年在里斯本用葡萄牙语出版，又很快被翻译成其他欧洲语言出版，影响非常大。Andrade对西藏形象的描述跟其他人比，相当的正面。他说西藏人是很有学问、很有礼貌的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是，他明明是第一个到西藏的欧洲人，他却说自己是重新发现了西藏，这也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为什么叫重新发现了西藏？因为去西藏的目的是传教，传天主教的教法，可是到了西藏以后却发现，西藏早已经是一个“天主教”的王国，他认为西藏的喇嘛就是他们天主教的牧师，西藏人穿的衣服，那种大红的袍子，西藏宗教的那些仪轨，如灌顶洗礼等，都跟天主教非常的相似，所以他一方面非常高兴地宣布重新发现了“天主教的王国”，另外一方面也觉得非常失落。为什么说失落呢？因为他到西藏去本来是要传教的，但他发现西藏不需要他传什么教了，都已经在那里了。后来很多天主教徒都非常痛苦，他们说这是魔鬼的一个恶作剧。可这也给新教攻击天主教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武器，说天主教本来就是坏东西，西藏的喇嘛教和天主教本来都是坏的东西，是一丘之貉。

从传教士时代，我们讲到18世纪启蒙时代。大家知道西方的启蒙时代，可以称为一个浪漫化东方的时代。在启蒙时代，东方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形象。当时特别是像伏尔泰那样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文化都非常赞赏，他们甚至认为欧洲已经走向没落，欧洲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康熙大帝变成他们的皇帝。中国是那么好的地方，统治中国的这些领袖人物全是哲学家。而德国的那些启蒙思想家对印度的佛教、佛学、思想也非常热衷。就是在这样一个浪漫东方的时代，西藏的形象，还是非常不堪，一直被认为是典型的东方国家的一个非常专制、愚昧、落后和非理性的地方，受到很多启蒙思想家的批判。大家习惯于把东西方分成两块。将文明、民主、理智、个人作为西方的象征。东方就是非理性、愚昧和专制的代名词。西藏更是东方专制的典型代表。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读这些著作，就会知道像写《社会契约论》的卢梭、文学家巴尔扎克都以非常负面的形象描写过西藏。而德国的哲学家们也同样如此，康德有一段话非常有代表性，他说世界上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做，他就搞不明白为什么西藏人整天什么事都不做，一个人坐在黑洞洞的房子里面，面对墙壁，两眼发呆，这到底有何意义。黑格尔还专门写了文章，对活佛转世制度、对达赖喇嘛转世制度表示非常不理解，并对它作了非常理性的批判，他认为达赖喇嘛既是人，又是神，神人合一，这是非常矛盾的，是不可能出现的东西。所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大部分人还是把活佛转世制度当成一种骗人的把戏。它欺骗了老百姓，是政治的一种伎俩。很有意思，现在，即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部分西方人都相信活佛转世制度是真的，可是这时候一些在西方生活的活佛，反而主动站出来说活佛转世制度应该搬到博物馆去了。

刚才讲了西方怎么妖魔化西藏的过程，接下来我来讲讲西方人又怎么神话化西藏的过程。在前面说了，如果现在的西方人，一个热爱西藏文化的人，回过头去看看他们以前，一直到殖民时代所有有关西藏史的描述，我想他一定会脸红。但在西方还有另外的一个传统，即神话化西藏的传统，这就是最后他们把西藏和香格里拉画上等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神话化西藏开始也比较早，是一个比较弱的趋势，刚说的希罗多德《历史》所载淘金蚂蚁的故事，让西方人相信，西藏遍地是黄金，很多政治团体就认为，中国把西藏作为领土的一部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藏遍地是黄金，出于经济的原因，不能让西藏脱离中国领土。这当然是胡扯。第一个到西藏耶稣会的传教士Andrade，他在书里也提到一个故事，让西方人，特别是康德非常的钦佩，他说西藏有一个习俗，用死人的头盖骨做成花鬘、酒杯等等，儿子可以把父亲的头盖做成一个酒杯，这不是一种野蛮，而是一种哲学。西藏人每天可以从容地与死亡对峙，用这种方式来超越死亡，这是一种西方人永远也达不到的境界。这个故事在西方有很大影响，让我想起了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我们汉族文化里，在元朝的时候，当时有一位西夏的喇嘛叫杨琏真珈，他把宋朝的皇帝的陵墓都挖掘出来，把宋朝皇帝宋理宗的头给砍下来做成一个酒杯，这是让汉人痛恨杨琏真珈三四百年的主要的原因。这让汉人觉得西藏的喇嘛伤天害理，皇帝的头盖都变成喝酒的酒杯了。可在西方、在康德的眼里就是一种哲学，西藏人可以那么从容地面对死亡，非常了不起。

在很早以前，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方的哲学家，像康德这样，认为西方的一些古老的智慧、古老的哲学概念在西方已经失传了，这些东西只有在西藏尚存，所以他们认为远古文明时代，甚至希腊罗马时代或更早的时代，西藏和西方已经有了联系，而在西方经历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他们那些古老的文明智慧都失去了。只有在西藏，没有经历现代文化污染的地方还保留了原始的智慧。把西藏变为寻找终极智慧的一个地方，这个因素在各个层面上都有。最近流传很多的就是，希特勒、纳粹对西藏都很有兴趣，派了一个以歇斐博士为首的考察团到西藏。实际上，这个使团不是希特勒派的，而是希姆莱派的，到西藏来考察，想要找到日耳曼人人种的来源。实际上这是夸大，他们并不是要找日耳曼人的起源，而是要找在西藏保留的各种各样的物种，只有在东方还有的物种。歇斐博士回去后也写了很多著作来讲述这些故事。我也在德国慕尼黑的国家图书馆看到了当时希特勒和热振活佛之间的通信，热振还曾送给希特勒一条小狗。整个故事被炒作得很厉害，有很多并不是事实。当时在西藏寻根的人很多很多，不光是寻找精神上的根，也有寻找种族的根的。现在被称为世界藏学之父的乔玛，是一个匈牙利人，他到西藏是为了寻找匈牙利人的根。匈牙利人以前叫马扎尔人，这些人的来源他一直不清楚，很多人认为他们是匈奴人的后人。所以他想从语言上来寻找根源。他先到了俄国，没找到；再到蒙古，也没找到；最后找到拉达克，在那里碰到一位英国殖民军的军官，军官说：“你不用去找了，你就留在这里，我给你钱，你来研究西藏。”这样研究西藏所产生的价值更重要，军官要乔玛写西藏的文法，编藏英字典。把西藏文化搞清楚了对英帝国主义有用。所以现代藏学的产生，是西方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结合的产物。乔玛寻根是为了民族主义，而英国的军官资助，是出于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

将西藏的神话化推进到一个新高度的是《西藏死亡书》的出版。可能连我们很多藏胞都不知道什么叫《西藏死亡书》。我记得我们国内很有名的藏学家降边嘉措先生以前到德国见到我就问：“《西藏死亡书》是什么东西？”因为他在德国访问时很多人问他，后来我告诉他，《西藏死亡书》就是Bardo，他恍然大悟，原来是那个东西。可是在西方，这可以说是人人皆知。在西方阅读最多的来自东方的圣典，就是这个《西藏死亡书》。其作者亦是布拉法斯基夫人的粉丝——一位生性怪僻的美国人伊文思-温慈。这个人曾在斯坦福大学学人类学，对东方的神秘智慧特别着迷。他曾追随布拉法斯基夫人的足迹作寻求智慧之旅，最后他也到了印度、西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从一个英国军官的手里拿到一卷书，并和一位喇嘛合作，把藏传佛教宁玛派所传的一本密法仪轨翻译成英文，题名为《西藏死亡书》。从此这部《西藏死亡书》变成了西方人所知的最著名的东方精神经典之一。

所以，在我前面举的所有例子的互相作用下，整个西藏和藏传佛教被神话化了。西藏变成了一个理想当中的香格里拉，藏传佛教变成使西方人既能够满足于个人世俗的喜乐，又能达到最终精神解脱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种精神指南。我的结论就是，西方妖魔化和神话化西藏的历史反映的是西方人的一部心灵史，是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变迁史。妖魔化也好，神话化也好，他们所说的西藏与现实的西藏没有多少关系，当今西方人对西藏的热爱，不是对一个真实西藏的热爱，而是他们对所虚构的、想象的西藏的热爱。他们对西藏的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严重地妨碍了他们与一个现实的西藏的交往。说西藏人没有现代人的七情六欲，说西藏人从来就是一个精神的民族，说西藏是一个绿色和平的标本，听起来挺好听，但无助于显示西藏的进步。这些形象，实际上都是他们人为地创造出来的。

显而易见，只有除去西方人强加给西藏的这些虚幻的东西，西藏才能回到现实中来。今天我们中国人也对西藏显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希望大家不仅仅把西藏当作寄托自己梦想的地方，而是真正地关心这片高原洁地。我们关心的是一个现实的西藏，不要把西藏当作香格里拉，不要把西藏当成一个精神家园，把自己的梦想都寄托在那里，而是要真正地关心、帮助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