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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政治的变迁，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期，在全球化的“惯性”外，还有逆全球化的趋势，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再次兴起。在这样动荡的大环境下，一些新的政治家开始逐步走向国际政治舞台，其中既有特朗普、普京，也有土耳其的埃尔多安，这些新政治家正在重新扮演关键角色，突破原有体制的界限，试图去改写甚至重写整个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标榜反体制、反精英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便是新政治家的典型代表。

“新政治家”特朗普

两党政治让美国始终处于一种相互讨论、相互平衡的态势之下，不同政治派别相互讨论、相互平衡，很难有太多新的东西出现。即便是新上台的总统取代了以前的共和党或民主党，制定了一些新的政策，但也不会特别出人意料。

特朗普

到了特朗普这里，出人意料的事情变多了。说他是“新政治家”，主要在于他对两党政治的游戏有一定的超越性，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被称为“政治强人”。

在美国的两党政治中，每一个政党以及这个政党最终推选出来的总统候选人，再到最终当选的总统，其权力都是有时限和局限的。因为在两党政治中，掌握权力之前，要对国家的未来有一定的描绘和指引。每个政党都有这样的想法，它不一定是真理，当一个想法提出来之后，会有另外的质疑与之对抗。这是美国两党政治最基础的动力。

共和党、民主党是美国的两个政治派别，它们背后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共和党代表一种较为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减税，给企业减轻负担，反对过度扩大国家的权力。民主党则倾向于多收税，提供更多的福利，让穷人上得起学、看得起病。

和这两种理念相关的，是两个不同政党的权力。在美国的政治游戏当中，两种理念本身都有一定的有限性，没有一种理念可以描绘出绝对的政治蓝图。任何政党的当选都是暂时的，在将来都有可能被其他政党取代。美国两党政治在始终处于相互平衡的态势，很难有新的东西。而特朗普的出现，带来了一些改变这种平衡态势的苗头。

特朗普这个“新政治家”正在超越两党政治的平衡。他反体制、反精英，虽然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但他对共和党本身也有很多反抗。他甚至改造了共和党，让共和党不得不按照他的想法去运转。在特朗普看来，两党政治这套游戏应该结束了，而他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将自己看作是美国人民真正的代表者，反对他就是反对真正的美国人民。在这个意义上，他有强烈的动力去挑战现有的体制。

此外，在美国的语境下，“强人政治”背后一定有庞大的民意支持，权力本身也意味着民意的支持。于是，反对特朗普不仅是反对他本人，也是反对站在他后面的选民，这是所谓“强人政治”的根本性质。因为有足够多的美国民众的支持，特朗普认为他可以去挑战传统的两党政治。

沉默的大多数

特朗普与体制、精英对抗的底气，来自于他对沉默大多数的代表，或者说对沉默大多数这种类型的政治话语的使用。这是特朗普当选的一个重要秘诀。

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这种“大多数”正是因为沉默才显得有力，因为它在政治空间中创造了一种截然的对立——一边是体制内或和体制直接相关的精英，他们有着国际视野和进步主义的政治观，支持全球化、产业升级、多元文化和宽松的移民政策；另一边则是普通的美国人，他们大多数是白人，不能算美国的最底层，但同时在经济上也绝不宽裕，很多生活在美国中西部的“锈带”(rust belt)，他们受全球化的冲击严重，具有很强的“乡土”观念，因而对多元文化和外来移民持怀疑态度。

这种截然对立的区分，将政治选择的性质转化并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从开放的公共讨论，转变为少数利益团体、政治精英与大多数人民之间的对抗。

在特朗普看来，他所代表的大多数人虽然没有太多声音，收入一般，但实际上代表着真正的美国人。特朗普认为他是这些沉默大多数的代表，他们给了他非常强有力的支持。

就美国传统的政治规则而言，总统候选人要在选举中获得大多数选票才可以当选总统，这个“大多数选票”要么来自美国选民，要么来自选举人团。往往总是由选举人团来决定是谁当选总统。从美国的长期历史来看，这套规则几乎被所有政治家承认和接受。

在这样一种规则中，选民中的大多数不再是沉默的，他们用选票发出自己的声音，选票数最后体现在计数上，不管背后选票计数有没有被操纵，最后结果体现出来的“大多数”一定是有声音的。在美国历史的绝大多数的时候，总统候选人或其代表的政党都会遵循“大多数”的游戏规则，这也是美国的民主政治能够存在并维持的重要原因。

从沉默大多数的角度看，无论选举结果是什么，特朗普都可以说他代表大多数，因为大多数没有表达出他们的声音，他们是沉默的。假如说特朗普最后没有获选，他事实上也没有获得美国选民的大多数，特朗普还是会说选举有问题，他背后有一个真正沉默的大多数在支持着他。这意味着，反对特朗普，就是反对他背后沉默的大多数，无论如何他都保持着一种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以及他是绝对政权的高姿态和立场。

第一次在政治上使用“沉默大多数”这一话语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他在1969年的著名演讲中用“沉默大多数”来指那些没有在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浪潮发出声音的美国人。

越南战争使美国陷入泥潭，尼克松急需民众的支持，让他能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越战。但面对汹涌的、看似一边倒的反战民意，这如何可能？尼克松的创意就是用“沉默大多数”的说法分化美国民众，将那些公开发表反战言论的青年、大学老师、议员等描述为试图吸引眼球、捞取政治资本的自利者，甚至有“通共”的嫌疑，而那些没能发出声音的美国人，特别是参加过二战、越战的老兵或当时正在越战战场上挥洒热血的年轻人，才是美国价值和利益的真正守护者。

这一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成功扭转了白宫在越战问题上的舆论困境，也使尼克松个人在美国民众中的支持度大增。但众所周知的是，之后便发生了1972年的水门事件，面临被国会弹劾的定局，尼克松不得已辞职。

最近特朗普也在遭受非常多的质疑，他的亲信、律师被调查而且都被判有罪，他们给特别调查员提供了一些对特朗普个人不利的信息。现在很多人都在讲是否应该弹劾他，特朗普则说，如果弹劾他，整个美国经济就垮了。这体现了一点——特朗普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种两党政治当中暂时的、有限的权力所有者，他口中的“代表美国人民”也不是暂时的，他觉得自己是真正代表美国人民的，这样的话语集中体现在“沉默大多数”的策略中。

特朗普还在更大规模地使用“沉默大多数”这套政治话语。尼克松没有用它来竞选总统，他一直在体制内，更早之前做过参议员、副总统，担任过体制内重要的职务。特朗普则完全来自体制外，在就任总统前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但特朗普成功地将这一“劣势”转变为“优势”：因为来自体制外，所以他更能体认普通美国人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而特朗普看似成功的商业背景也让他可以说出“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

特朗普“勉强”将自己算作共和党候选人，但他对共和党的体制内精英的攻击也不遗余力。特朗普以挑战传统政党政治的方式获得巨大民意支持，这既说明其个人在政治上敏感的嗅觉，也说明美国社会本身正在或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这样一种政治策略当中，特朗普用自己的方式制造了美国国内政治空间当中一种新的对立。

重新定义“敌人”和“朋友”

尼克松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他将美国民众按照他的想法分化为人民和人民的敌人。特朗普则在这一点上用他的方式重新定义谁是真正的美国人、谁是美国的敌人。特朗普认为真正的美国人民是那些普通人，他们不能算是美国最底层，但在经济上也绝不宽裕。他们受全球化冲击非常严重，有很强的乡土观念，因而对多元文化和外来移民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敌人就是那些体制内或者和体制直接相关的精英，他们有着国际的视野，支持全球化、产业升级、多元文化以及宽松的移民政策。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精英，大多数都支持国际化的视野、进步主义的政治观，全球化产业升级等，两党斗争基本都在这种视野当中进行。但特朗普看到一个机会——那些普通的美国人。他们长期被传统的两党精英所遗忘，这些人是特朗普权力最坚实的基础，或者说他最忠实的支持者来自于这些被时代、被体制、被传统两党精英们所遗忘的普通人。

对敌人和朋友的重新定义既关涉美国的对外关系，也和其国内政治直接相关。在对外关系中认清真正的朋友和敌人，必然和国内政治中围绕“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国人民的利益”和“谁才是真正的美国人”这两个问题的斗争有关。特朗普需要的，是在他的忠实支持者面前表现出切实维护美国人利益的强硬形象，从而与传统的政治精英、全球主义者们区别开来。一方面，他表现得更“务实”，不再像过去的总统那样关注国际社会中的人权问题；但另一方面，他对国际秩序的蔑视与挑战也为国际社会带了很大的风险。

依赖民众，而非精英，在某种意义上，特朗普的作为和马基亚维利的建议不谋而合。在马基雅维利看来，精英就是“贵族”，依赖精英就要和精英们分享权力，而精英们则天然有着统治他人的欲望。马基雅维利说：“如果一个人是由于人民的赞助而获得君权，他就发觉自己是巍然独立的人，在自己周围并没有一个人不准备服从自己或者只有很少数人不准备服从自己的。”马基雅维利笔下的“人民”就是指那些没有什么权势的平民，他们人数较多，他们的愿望是免于受贵族和精英的压迫，特朗普就是要掌握那些被人遗忘的人，获得他们的支持，从这个基础出发，对抗体制和精英。

这实际上是在说，政治上的强人依靠的是民众的支持，而非简单的武力征服。从根本上讲，政治强人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现象，古代君主没这么大强大的权力，他要受到宗教的束缚，受到分封邻主和盟友的限制。随着托克维尔所说的身份平等时代到来，人民成为唯一合法权力的来源。同时意味着从人民那里推选出来的权力不再受到任何限制，任何权力都需要将它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主权原则之上。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才能理解现代社会中政治强人现象的根源，今天的美国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从沉默的大多数中获取的权力，实际是民主在美国当下难以避免的扩展版。

活动现场：段德敏（左）、杨平（右）

制度变革

如果看美国的宪政体制本身，特朗普引发的一系列争议代表了美国制度在当下遭遇的挑战——传统体制无法解决人们关心的很多问题，就需要从体制外寻找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在某种意义上，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对很多人都是一种希望，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新出路。从制度本身的角度看，这一现象其实带有一些绝望的特征，因为它直接暴露了现有体制的局限性，但又未能提供一种长期有效的新的制度路径。

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明确表示，共和与民主不一样，美国要建构的体制是共和国而不是民主国。民主和共和的区别关键在于，共和要求代议制，而民主则不要求。所谓代议制，即是由民众选举出代表，由代表来代替人们讨论、通过法律或其他重要社会规范。从政治角度看，代议制的直接后果是将人们区别为参与立法的“精英”和普通民众。

代议制起到的效果类似于古代欧洲的封建体制，用贵族的权力限制国王的权力。在美国建国之父们的眼中，总统的权力类似王权，应该受到限制。美国的参议院被选出来就是为了制衡总统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的宪政体制受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影响，但有一点不能忽视，孟德斯鸠除了提出三权分立理论之外，他还是封建贵族制的忠实拥护者。对于孟德斯鸠而言，君主的权力受到的限制只能来自地方的贵族们。如果把这些地方贵族全部取消或者这些地方贵族都被推翻，君主的权力就会无限的增长。在这个意义上，孟德斯鸠实际上将前述马基雅维利的教导作了一个翻转：因为有贵族的限制，所以君主国区别于专制国；贵族权力的消失则意味着君主权力的扩张和不受限制。

在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大已经不单是趋势而是事实。

为什么会扩大？一方面，当今的美国早已今非昔比，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外交和国防方面负主要责任的总统也获得比以前大得多的权力。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社会构成也日益复杂，社会分化程度加剧。穷人与富人、白人与黑人、白人与其他有色人种、支持持枪权的人与反对者、支持堕胎权与反堕胎者、异性恋与性少数人群等，所有这些带着死结的冲突都推动着美国社会的泛政治化，犹如时刻在上演多场小型内战。当人们发现相互之间难以就上述问题达成起码的共识时，他们自然会希望出现一个悬置于社会之上的最高权力，期待这个权力能给他们带来某种权利的伸张、利益的实现或认同方面的肯定。这时候整个社会就会产生随着人民主权的逻辑向集权的方向发展可能性。

很多人将特朗普的上台看作是美国向传统价值观和精神的一种回归，比如移民问题、多元化问题、堕胎和同性恋问题，这其实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一种宣传，和欧洲很多团体一样，向人们灌输某种美好过去的一种想象，不是传统、保守主义，传统的保守主义其实很温和，不希望做太多的改变。特朗普竞选团队所表达出的思想情景带有很强烈的激进色彩，这种激进色彩在欧洲有很多体现。比如德国、荷兰、法国、奥地利，很多国家都发生这种右翼政治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像巫师一样，向人们灌输我们过去是什么样。

活动现场：段德敏

结语

在21世纪的今天，有很多因素可以推动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政治生活方式的变化，全球化在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它带有很强烈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当选和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有很大的关系，美国传统的两党政治受到很多挑战，也和这种不确定性有很大的关系。在今天，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会发生在美国，也会发生在中国，也会发生在很多其他国家。最关紧的是，我们还没有什么机制引导或者规范这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

本文来源文化纵横“一期一会”沙龙，内容为联合主办方南都观察整理，本次活动由凤凰网文化独家直播（点此观看直播回放），其他机构转载时请标明来源，勿标注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