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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师傅都开刀动手术了，一边提着尿袋，一边嚷着要表演歌仔戏。敬业哩。”台湾纪录片导演吴耀东的作品《舞台》里的这句对白，让台下的广州观众笑了起来。

提到台湾的纪录片，让人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纪录片《看见台湾》可以斩获台湾年度最高票房。不仅大规模上院线，还引发全台湾热议。而更多的台湾纪录片，则缺少被“看见”的渠道。台湾，渴望被“看见”什么？

“我当然渴望被看见。不然我拼着老命来这里干嘛？”吴耀东说。这位曾因拍摄《在高速公路上游泳》而获得日本山形奖、名噪一时的导演，最近携新作《舞台》，在广州参加第七届先锋光芒影展。“先锋光芒”今年特设台湾纪录片专场，播放吴耀东《舞台》、黄庭辅《岛》、杨力州《青春啦啦队》三部片子。

《舞台》在豆瓣网上有7 .4分(满分10分)，但内地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却表示“好失望”。上月在深圳举办的一场论坛上，他“拷问”坐在他旁边的吴耀东：“你十多年前的生猛疯狂和火力都哪里去了？”吴文光告诉南都记者，台湾纪录片市场逃脱过政治审查这把刀子，却逃不过市场经济化的另一把刀子，“像吴耀东这样的人，在台湾几乎是一大片。”而对吴耀东来说，他坦承吴文光的说法“无可辩驳”，但纪录片导演要“不被现实干掉”，只能停止安逸的日子。

《瑞明乐队》

“摄影机凭什么带走人家生命的(部分)，来成就你的那一部分？”

1995年，吴耀东考上台南艺术学院音像纪录研究所，成为第一届研究生。这是台湾的第一个纪录片研究所，虽然地处台南僻乡，却网罗了张照堂、井迎瑞、李道明、吴乙峰、关晓荣、黄玉珊等一流师资，培养出杨力州、曾文珍、陈硕仪、李孟哲、吴耀东、潘朝成、许慧如等知名的纪录片从业者。

“第一届，学校根本就是在手忙脚乱之中开幕，学校才建一半，完全还是工地。一些学生宿舍也好，或者是教室也好，完全没盖。那附近都是小镇、农村，我们去镇上买雨鞋，一下雨就是泥泞的地。人数也不多，老师、学生加起来，加教职员顶多八九十个人而已。”吴耀东记得，建校之初，所有一切都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15位研究生坐在一个小课室，每个人沿着墙边坐在塑胶椅子上，围着老师，没有黑板，足足上了一年的课。

著名摄影师张照堂是吴耀东的老师，上一年级的课程。“我大学时代曾在台北摄影艺廊当义工，那时台北仅有一两间专门展照片的艺廊。有一次张照堂在我所工作的地方展摄影作品，我就像小粉丝看到偶像的感觉，一直偷看他，不敢跟他说话。没想到他成了我的老师，还经常来我宿舍的暗房中玩，边喝咖啡听摇滚乐，有时候拿到大麻也给他轰一下。”谈起学生生活，吴耀东显得很愉悦，滔滔不绝。

吴耀东的家境不错，老家在台北旧城艋胛，阿公跟日本人做生意。那个时代的家庭中，父亲比较严厉，小孩子不会跟父母有太多亲密接触，但到了吴耀东爸爸，“我爸是个巨蟹座很爱家，五点多下班，六点回到家，西装裤一脱他就喜欢穿个内裤。我妈喜欢画画，从小培养我对画画的兴趣。我从小就是电视儿童，看电视之外就打电动玩具。很宅。”

吴耀东本科考上私立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爸爸送他一台带有蔡司镜头的德国相机，三万台币，其他同学只用一万台币的尼康相机。因为大学念摄影专业，所以唯一愿望就是当个棒球摄影记者，“台湾人很喜欢棒球，我们从小就看，我就有个机会，大三的时候我到了《职业棒球》杂志实习，每天下午4点报道先去领个便当，6点半正式比赛，我们就拍球。我一个学生坐在记者席，这么接近球员，汗臭味都能闻得到，晚上去吃宵夜、喝酒，好高兴。我以后就希望过这样的生活。”但接下来，吴耀东的经历就像许多肥皂剧一样，他陪同学考研究所，同学落选，他却意外考上台南艺术学院音像纪录研究所，走上纪录片的道路。

“我完全不知道纪录片干嘛的，进去一片白纸。”他记得，去图书馆查纪录片的资料，看到吴乙峰《月亮的小孩》，同时还迷上“电影奇人”、日本前卫戏剧的代表人物寺山修司的实验短片。“才知道纪录片是进到人家的生活里面去拍一些东西出来。”为了拍《月亮的小孩》，导演吴乙峰耗时二年，实地纪录白化症朋友结婚、生子读书、就业的人生历程。凑巧的是，吴乙峰后来成了吴耀东的老师。

在研究所的第一年的学业任务很重，老师李道明安排拍作业。恰好，吴耀东看到了吴文光《流浪北京》，大受启发，抓起录像机。“第一次作业哪知道拍什么，就从身旁的人着手。”吴耀东说，《流浪北京》这部反映北漂艺术家生存状态的片子日后影响巨大，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纪录片。那会儿，他本科的四位师兄毕业以后找到相关工作，有人开计程车，有人进电视台做摄影记者，正好四个人组成一个乐队瑞明乐队，就成了他的拍摄对象。

吴耀东每周从台南回到台北拍摄瑞明乐队，历时一年。从21小时的毛带(素材)中剪了50分钟的《瑞明乐队》，讲四个年轻人在城市边缘，刚出社会的那种不适应、虚无，拍了一年从头到尾他们也没有把一首歌练起来。“我看到《流浪北京》拍摄的手法跟风格很震撼。一群很边缘的年轻人对着镜头一直讲话，讲身边的一些故事。我就仿照那些手法拍了《瑞明乐队》，也很多对着镜头在讲话。”

“结果这个片竟然拿了台北电影节里面的台北特别奖，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陈水扁颁奖给我，拿了30万(新台币)奖金，我爸我妈还去观礼，让我爸很有面子，这个钱没有白花。我就在那个时候受到鼓励。”吴耀东坦承。

但瑞明乐队并不像吴耀东那么高兴，对他说，“你帮我们这样拍一拍还拿奖，摄影机凭什么带走人家生命的（部分），来成就你的那一部分？还要放在博物馆典藏？谁办个证就可以拿下来看我们那一段荒唐的生命？”吴耀东听了，伤心，灰心，并开始反省“摄影机是不祥的，它将带走你的灵魂”。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

“我要有一种权力，我要主导你”/你不是一个导演，他耍你。”

1997年，研二开学时，吴耀东依然苦闷。他听说有一个师弟T om的生命经历特别丰富，逃兵、自杀、同性恋，还有一点躁郁症，他想跟T om谈谈自己未来的路。“我去宿舍找他，两个人喝酒，谁知道他比我还颓废，霹雳啪啦乱讲一些流浪、漂泊的事情，又不理我。我越看这个人越怪，越听越紧张，但也越着迷。”当年10月10日，吴耀东在灿烂花火下的西门町，开始拍摄这部关于T om人生之爱恨情仇的纪录片。

这部片就是《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曾击败了老同学、台湾著名纪录片导演杨力州《我爱080》，陈俊志《美丽的少年》，获得1999年日本山形纪录片双年展小川绅介奖。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是全球纪录片盛事之一。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片子会成功。”吴耀东回忆道，在整整一年的拍摄相处中，他跟着T om的背影在人群中逆向行走，他看到旅社电视里闪烁的A片，高速公路上疾驶的客运，T om映射在车窗消瘦疲惫的脸……吴耀东一直在处理他们之间的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斗争。

“我跟T om喝酒聊天，拍了一堆东西。第三个月，他突然跟我讲他有艾滋病，我有点惊慌，上网查了一下艾滋病的传染途径，接下去我有一种愤怒，我投入了情感，希望你能信任我。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三个月以后才告诉我？我觉得我被欺骗了。后来他的躁郁症病发，被我们押去医院的精神科，我和他待了半天。这时，我不忘开着镜头。出来以后我完全痛哭，崩溃，一度拍不下去。”吴耀东说。

他解释说，摄影师拿摄影机时，好像应该“我要有一种权力，我要主导你，主导这部片子，我要问你什么问题，我要请你带我去哪里，应该是我设计好的”，可是T om完全不照牌理出牌。“比如说他带我去他以前住过的小旅馆，我以为他会说过去流浪的生活，但他衣服一脱，跳上床开电视看A片，开始打手枪，也不理我。完全不按你的剧本演，把我的心给碎了。”

这时，吴耀东的指导老师从张照堂换成吴乙峰，吴乙峰建议他回台北休息一段时间。

学期快结束了，吴耀东很担忧这份作业。他把剪出来的片子播给吴乙峰和朋友看，吴老师大泼冷水，“完全看不到你的影子，你不是一个导演，你是跟班的摄影师，他耍你。”吴耀东告诉南都记者，当晚很绝望，但“整个心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都畅通，我发现这是一个学习拍纪录片的学生在拍一个奇怪的对象，两个人的纠葛。”

“1999年，我在日本山形看了这部片子，非常喜欢，很独特，算华语纪录片的先驱。”吴文光说告诉南都记者，当时在大陆或者华语圈，基本都是比较传统的客观式的纪录片，1999年出现这个片子是一种异数，醉酒、乱逛，粗野的生活。“他的片子属于那种两个不同人生的年轻人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交集。而且他的片名，高速公路和游泳搭载在一起，当时我看了也激动万分，非常抽象，就像一首诗。”吴文光说。

取名《在高速公路上游泳》，吴耀东回忆道，片子进入后期制作阶段时，有天，去接吴乙峰老师的高速公路正塞着车，寸步难行，吴耀东脱口而出“在高速公路上游泳”，“因为这部片南北两地跑，开着高速公路跟着他流浪，T om也在片子里说，好像一生都在路上过了。但终究也没拍出什么东西，两个人荒谬又无聊地相处了一年，一个为了学校作业，一个无聊想找人陪，高速公路能游泳吗？就是一个荒谬！”